首先，衷心感谢廖内端本中华校友会的深情厚意和积极筹备，促成我重回母校故地的愿望得以实现。
今年是我父亲洪子青百年诞辰，同时也是我父母亲入廖到端本任教，至今六十周年纪念，更是我回国四十年后第一次申办护照出国，也是首次赴香港。当我拿到护照和新加坡驻厦门领事馆签发的两年有效签证时，真是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在离开母校一万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就象美籍华人费翔先生十几年前唱红了的那首歌里的词：“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等待着有一天重返自己的出生地丹绒槟榔和父母亲教了整整二十年的端本学校及住了二十年又六个月的端本绿荫园，期盼能与孩童时代的亲友们畅叙情谊，谈天说地，憧憬华校能早日复办的美好愿望。
1964年，我毕业于潘文清老师任班主任的端本小学六年级甲班，当年11岁，是全班54位同学中年龄最小，也是至今唯一在中国大陆的同班生。1965年，升入端本中学读初一，次年上初二学校就停办了。闭校那天是清明节，我身临其境。幸好那天放季假，上午父亲照常去宏毅厅办公，与郑校长商讨财务预算问题。随后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我和母亲在绿荫园万分焦急，虽然离宏毅厅近在咫尺,当时却禁止通行，不知父亲的安危。临近中午，当人群冲过封锁线时，还未见父亲回家，我们都哭了。原来他看到当时形势不妙，等过了正午，事件稍为平息之后，才从学校后门出来，绕了一大圈，走了一个多钟头，从他经常打网球的球场〔中华学校篮球长斜对面，旅馆旁边〕钻进去，回到绿荫园家里，总算劫后余生。虽然后来局势有些平静，但从此结束了父亲长达四十年，母亲三十七年的华文教育生涯。我13岁也失学了，便挑起家庭担子，一边卖香烟，一边当家教。一年后，虽然父母亲在当地人缘不错，父亲还有一些经常在一起打网球的税务、海关及移民厅的朋友，但终因在廖内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难以容身，只好卷起铺盖回老家。父母亲与周修斌老师成为端本第一批老教员及我四个人做正式手续经新加坡回国。我们那天从老桥路下船，乘“金狮号”货轮，当时很多老师、同学和朋友来为我们送行，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料船到新加坡后，当局以两国尚未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为由，上了红灯码头不准进市区，我们本来想在新加坡为外祖母扫墓及会晤亲友的愿望最终成为泡影。后来，每人交了500新币做为担保金，等待第二天开往广州的“大宝宫”挪威籍客货轮，我们才可以离开新加坡。消息传到廖内，当时准备要回国的老师、同学没人敢办正式手续，而是坐私渡船抵新加坡后停留一段时间再申报离境回国。出生于新加坡，同时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的母亲，没想到她教了几十年书，为印尼华校站完最后一班岗却有如此悲惨的结局，怎么也想不通。他们目睹了端本从只有小学到后来办到初中、高中的发展过程，对端本怀有深厚的感情。
回国后，我们的生活更艰苦，不仅夏有酷暑，冬有严寒，租屋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我们住了二十年没有卫生间的房子，父亲和我第一任务就是学会挑水，而母亲也要学会怎样去烧又脏又黑的煤球。她在七十岁时，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还毅然用缝纫机给人家车装蔬菜的袋子，一个工钱才一分钱，还要家人用扁担挑着去接送材料。在那个什么都要票〔粮，油，煤，布，鱼，肉，蛋，糖，肥皂，香烟等票〕的年代里，父亲从一个昔日南洋老先生，变成在寒冬酷暑的季节里，也得早早起身去排队买东西的老伙夫。他们与许统豪，周修斌，郑庆贞等坚持到学校关闭后才回国的老教师一样，成为无工作，无退休金，无公费送疗的三无老人。郑校长、陶老师、徐才英、杨欧声、沈再添、方安发及王赛明等端本老师分配到华侨农场的的日子也很难过。我们这些1966，1967，1968年回国的学生都去农村“修理地球”〔恳荒种田〕。耕种之压抑，物质之匮乏，生活之艰难，在谁也说不清楚的年代里，确实让我们这些南洋客难以承受，难以想象。当年端本校训“勤毅朴诚”的精神，培养和造就了多少个筚路蓝缕、宵衣旰食、敬业爱岗、默默工作和甘为孺子牛的端本教师，他们靠坚强的毅力，学会适应艰苦的环境，也知道怎样去热爱学生，宽容他人，理解社会，他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得到的却是很少很少。
至今，我们深深的怀念端本校董和老师们所做的贡献。我们重提往事，不为别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或多或少都能了解到先辈们在海外创办学校之苦，包括那些仁人志士、出资献策的华人老前辈，他们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同时，我们也要总结经验，寻找一条能适应当地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开创新的办学之路。
时代已经变化，苦尽甘来之时，弹指一挥，四十年瞬间过去。岁月的流逝，抹不掉我往日的记忆，老师们给我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认真批改作业，严明爱护学生，至今仍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学校的老师和我那教了几十年书的父母一样，清贫而高尚，任重而道远,是最可尊敬的人。他们的精神，如同发芽的种子，遍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生活在海外的端本中华学子校友们，他们继承传统，并没有因为华校的关门而中断华文的传播。他们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环境，在逆境中求生活，在变化中谋发展。他们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为校友会的工作，为社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耕耘和支持。
06年4月2日，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从福州出发经深圳罗湖入关与校友们一道，应廖内端本中华校友会的盛情邀请，分乘国泰和新航两架飞机从香港起飞，踏上了重回母校故地…丹绒槟榔之旅。
下午3点，飞机徐徐降落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这是母亲出生的地方，也是父母亲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方。六十年前，他们带着美好的憧憬，从这里出发到端本学校任教。在整整二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与端本同甘苦、共命运，陪伴这所学校走完历史使命的路程。四十年前，他们又从这里起程，坐船回唐山。今天，我带着他们的嘱托，来圆我自己四十年的梦。
走出机场，便受到潘文清、廖瑞荷夫妇等校友的热情迎接。潘老师几乎全家出动了，由于大家在飞机上未能填好入境新加坡的表格而带来整整一个小时的延误，要马上安排六十多人转到码头上船，真够他们紧张和受累的。幸亏他很有经验，将所有成员的过境资料事先全部填好了，大家只要签名就能顺利通过，节省了很多时间，还为我们准备好了点心，矿泉水。
下午5点半，从新加坡丹那美拉码头开船，约两个小时之后，客轮停靠在荷兰桥码头，我们已经抵达丹绒槟榔了。一出船舱，就有同学叫出我的名字，并告知何文希同学已从雅加达来廖相聚。我们这一行人，按远道而来的贵宾待遇，轻松走出海关，另有专人为我们办理落地签证，不用我们操心，非常方便。
我们坐车来到旅馆，就感受到浓浓的故乡之情。晚饭时，我无心吃饭，从餐馆跑出来两次，急欲寻找儿时的朋友。饭后，当我返回旅馆大厅，便见文希和她弟弟其芳已经在迎候。我们与同行的逢榕、逢娜、逢丹、其迁这些昔日成长于端本校园的孩子留影后，便立刻驱车前往郊外会晤何师母。已经八十岁的何太太，神采奕奕，看上去不到六十岁。四十年离别，有多少话要说，我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过去我们是壁邻，何国基老师住在绿荫园左边第一间，我住在左边第二间，两家厨房也是隔壁。我拿出四十五年前杨亚春老师为我们拍的旧照片，看当时我和文希，文端，其芳四个小孩子都是因为牙疼，嘴巴贴膏药布的狼狈相。我们常在一起玩红豆籽，捉迷藏捉到对面中华学校，玩累了就回到井边冲水洗澡。
如今绿荫园，敬业院，启迪院，宏毅厅，毓秀楼，力行斋，致远斋，迈进斋，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都是荡然无存，唯有中华学校保存原貌，改名“民丹学校”。
令我惊喜的是，五十年前，金娘女保姆带大我的时候所住的公司巷口房子一点都没变，连房间、门厅挂的那张关公象，摆设都是原样保存，这都是我是从金娘和他丈夫遗像中看出来的，房子目前已租给讲潮洲话的人了。由于母亲要教书，我从出生28天到7岁一直是金娘带大的，后来郑校长的长子其迁，其旋也给带过。她有四男四女，长媳是陈亚苏老师的大姐，四个男儿当过公司巷口码头的工人，四女婿王闻基是端本校友。金娘的夫家林氏，娘家黄氏都是丹绒槟榔华人大姓，也是老创业者。她身穿沙龙装，非常疼爱我，在我上幼儿园一年级时，她经常在教室门口等我看我，到了7岁我还常常被她抱着，背着，我不愿意回绿荫园，家里拿我没办法。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差，被骂我哭她也哭，这在端本是出了名的。后来我妈没办法，想了一个法子，请金娘暂时离开丹绒槟榔到她二女儿那里住一段时间，等我见不到金娘才会死心回到绿荫园。回国前的最后一晚，我到金娘家地板上睡，水屋人家都睡地板。如今，廖绣阳老师见到我总是开玩笑说：“你的应菜母〔金娘〕见不到了”。这次回来，我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过去相处的金娘小女儿林美明，次女林美娇，其他长辈大都离开人世。见面的情景，那种场面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小小槟榔城，感人故事真是多；甚至是四十年前，母亲为我的同学郑炎腾织羊毛衣，羊毛背心，他提起此事时也是感人肺腑，我真的是，不虚此行。
更令人激动的事，是4月4日晚的联欢晚会，来自海内外大约7百名校友齐聚一堂，纪念端本诞辰96周年。廖省省长代表及丹绒槟榔副市长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三地校友会主席曾楚生、林汉仁、谢民卫先后发言。出席晚宴年龄最长者有八十来岁，最小者是校友陈慧莉从中国福建带来的小孙子。
在晚会上，我见到了十几位小学和二十位初中的同学。当年小学毕业班班长李财宝，今天风采依旧，一个大帅哥的模样，他向班主任潘文清道一声“老师好”，也代表我们全班同学感谢昔日老师的培养。当年“涛声依旧”，今晚歌声嘹亮，昔日校园里团结友爱，而今会堂里友谊长存。四十二年前，我们小六甲班在庆祝校庆，国庆的语文，数学，作文，书法，演讲比赛中获奖的二男三女，这次我都见到了〔其中一位是在新加坡相见的〕。联欢会结束以后，我们十几位同学与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潘文清老师以及初中的班主任李汇文老师合影留念。我们小学六年甲班全体师生毕业照已制成光盘，在印尼，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留存，这是端本学校最后的第二届小学毕业班，这些五十多岁的人大概是现在比较年轻的校友了。
在离开丹绒槟榔前两天，在郑麟定老师儿子郑士勇的引见下，我见到了丹绒槟榔年龄最大的老师周章印先生，老先生还很健康，他1945 年至1950年在端本任教，他非常详尽叙述我的父亲是当年林飞鹏校长聘请来教书的。在曾明尾先生的介绍下，我还见到了叶凡逊老师的儿子叶庄荣，叶老师和我父亲都是福建南安人，是端本学校的“老搭档”。我还与校董黄顺清先生的女儿黄秀卿老师会晤，黄老先生是我父母在廖内的至交。短短几天的丹绒槟榔之旅，我想见的人很多，但不可能都如愿。衷心感谢潘老师一家，彭梅桂一家，何师母一家、郑士勇、李昌桦、曾昭伟、徐共廖、黄秀卿等老师、校友及我们班上十几位同学的热情接待，宴请，开车接送旅游，赠送礼物。
